阎连科：再次离家出走的少年
少年世事就这样，总是在决计和刻意中进行着。
决计会成就大事情，但决计过了度，也会使事情毁于夕旦，留下一些终生的悔，如在心头留下永不结痂的伤疤口。小时候，曾经有过简单、浅薄却又以为很深刻的思考和想法。那时候，老师总让写“你长大最想干什么”“你的理想是什么”那类作文题，于是间，就留心一些大人物的故事和言行，为再次遇上那类作文备素材，就觉得拿破仑、斯大林，还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保尔·柯察金，这些人物，一股笼统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做事极为刻意、决计的人。他们的成功与失败，都是因为刻意和决计带来的。理想是一种刻意的追求；必须和必然，都是决计的目的地。而这些，都又必须和背叛、告别在一起。因为必须和必然，往往都始于伊始的告别和背叛。我也就在那一夜，想到了一些大到无边的事，比如那些曾经在延安革命过的大人物，都是因为某种背叛才成了革命家。
那一夜，被三姑夫送回家里后，被父母说教骂了后，我躺在床铺上，忽然想起了一位去往延安革命后成为大人物的话：“不离开，毋宁死！”这句话愤恨而绝情，对家庭和父母，都是无情无义的表白和背叛，却也包含着背叛者的万千曲折和无奈。那时候，我的心境似乎还没有背离到“不离开，毋宁死”的必须背叛那一步。说到底，我不知道为何要背叛，为何要离开，只是莫名地想要背叛和离开吧。所以那绝情而口号式的话，一经出现就刻在脑里了，使我再次想要离家出走了（毕竟是被口号鼓舞、左右的一代人），至于去哪儿，似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思想和口号的鼓荡下，开始告别的向往和冲动（如同革命者向往延安样）。
就这么日日想着计划着，使我的计划在日复一日里，变得成熟而精密，如钟表和手表，一牙齿轮咬着一牙齿轮转，于是分秒、年月、天下就在那小小的手表、钟表的时间里边了。
我已经十三岁，也许十四岁。
我又煎熬到一个新的暑假到来了。为了迎接这个暑假的到来，语文课我熟记烂背了“老三篇”——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和《愚公移山》；算术把乘法、除法熟算到百位、千位相乘相除都和一加一样的熟练和麻利；且还能在体育课上跳远跳出一米八；德育课，不仅去路边见了上坡的车子往上推，连牛车、马车的空车也帮人家推，害人家坐在牛马车上的人，要下来走着笑着说，“不用学雷锋，不用学雷锋，这畜生拉的是空车。”为了证明自己道德好，还省钱买新的铅笔交给老师去，说是在路边捡到的。
就成了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，以此换了一张奖状回去交给父母亲。父母亲满面红光地把那奖状贴在堂屋正墙上，相信我离家出走的野，一经打骂就成了“树不修剪不成栋梁”的好学生。我也就恰在这时节，正经八百地提出暑假要到洛阳去。因为舅舅是个泥瓦匠，领着乡村的十几个临时工，在洛阳橡胶厂里给人家盖房子，我说我暑假可以在那干活打工为家里挣些钱，一天挣一块，一个月就是三十块，何况那时一个小工一天是一块二毛钱。
父母那时不知我的作为是“革命的理想和行动”，他们感动了，去借了两元钱，让我去买长途汽车票，说从田湖到洛阳，票价一块七，剩三毛，正可以到洛阳车站再乘公共汽车到洛阳橡胶厂的大门口。
我对父母说，压根儿不用钱，我同学的亲戚开拖拉机，明天去洛阳送货路过村头上，我只要日出时和同学一块儿在田湖大桥等着就行了。
一切停当巧妙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提着母亲为我整理的两件衣服离开村庄上路了。在村口和母亲告别时，我还对母亲大度体贴地说：“回去吧，再开学我就从洛阳回来了。回来我能捎回几十块钱来。”
也就和母亲在我家西寨墙的豁口分了手。因为对远行和告别的兴奋与激动，甚至在和母亲分手时，母亲千嘱万托了我很多话，我都只是点头而没听清楚。东山已露出灿红来，村东的上空有被火色燃烧着的光。我身边将熟的麦田地，小麦饱浆的香味，在晨间舞着跳着扑过来，使我想起几年前，迎接圣芒果时见娜在人海找着我，看见我叫着“连科哥，连科哥”朝着我跑来那样子。
本来早已把她忘记了，可却那时我又想起了她。
也许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。
也许我的这次如革命般的告别和远行，隐隐约约正是为了她，才那么用一学期的努力和安排，换来了一个暑假父母的宽怀和放心，开始了我真真正正的远行和放逐（所谓的），开始了那么随心刻意的自由与流浪（我总想去流浪）。流浪去哪儿？那是不知的。反正就是要从田湖出发，沿着公路朝着外面的世界走。不消说，沿着那路走，我一定能离开田湖，越走越远，到洛阳，到郑州，说不定有一天还可以走到北京城。几年前，全国大串连，有无数人都走着到了北京去。我大姐那时身体好，没有病，还跟着徒步串连到过郑州呢。
现在轮到我独自出门远行了。有一种革命、放逐、流浪、自由的轻快感，像旱天雨样在我头上浇灌着。到了村北那座在我们那儿异常著名的“田湖大桥”时，我在靠村子的桥头站了站，看看那在日光中醒来的村庄和又开始下地的村人们，告别村落，离开他们，我如拔出了一根卡在我少年喉头间的刺，突来的轻松，让我想要跳起来对着世界唤：
“我走了——我要离开这儿了！”
“我走了——我要离开这儿了！”
可惜有人挑着粪担沿着大堤走过来，他阻止了我内心的狂妄和轻佻，让我忍着激动，默默朝着大桥北端走过去。大桥下，是我早已听烦的水流声，倒是那修桥时留下的丑陋的大沙坑，因为和修桥人的联系，还盛装了我的一些亲切和温暖。桥中间刻写在栏杆护板上的阴性红漆字“田湖大桥”，艳色早已经褪去了，字的阴笔槽中落着一层灰。
看看那大桥，看看那四个字，独自从那桥上走到北端时，把目光落在桥头青石里程碑上去：62。我知道，这数字是从洛阳城边的某处算起的，那儿起始“1”，到这儿累加成了“62”。这62公里，124里的路，我只要走尽就到了洛阳了。
就到一个新的世界了。
我就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了不起的人，会成就人世业绩之事的大人了。怀着成长与狂妄的期冀，朝东边的日出最后看一眼，我便别了家乡，别了田湖，很毅然地上路了。
三十里后，我走离了田湖公社，别了嵩县，到了伊川县的明皋公社了。原来走在你不曾去过的地方会有一种料不到的陌生感。这种陌生会让你产生一种浓烈的新奇和不安，这是我在出门之前未曾想过的事。在这次有预谋的离家出走前，凡我去过的地方，多是和别人一道浏览的。而这次，在公路的地界碑上看到“伊川县地界”的字样时，我有一种真正独自远行的感觉了。
太阳烦炎地朝着我的头顶走。后背上的汗，烦炎烦炎地把我的布衫贴在脊背上，可你只要一歇脚，风会掀起布衫钻进去，让后背如贴着一层凉爽的冰。没人喜欢背上贴着冰。我就不停、不停地沿着公路朝前走。路上从杨枝垂掉下来虫包儿，有时碰在我脸上，把黏黏的虫丝沾在鼻尖上。而最最糟糕的事情是，那从公路上开过的汽车和拖拉机，不仅不停下来捎你一程子，还到你面前，骄横地按着喇叭，飞驰而过，把路面的尘土撒在你脸上。
我要不断地到路边的水渠洗洗脸。洗脸时也趴在水面喝上几口水。
就这样，路边的树一棵一棵被我丢在身后了。村庄也一个一个被我迎来又丢在身后去。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竖着的里程碑。那数字也从“62”被我一脚一脚地减到“52”和“51”，又慢慢减到四十几。路上我碰到了农人下田、村头闲聊、浇地的争水吵架和没有买车票的人，被从长途汽车上赶下来。还有在一个小车站上摆果摊的两个小商贩，因争商位相互掀翻了对方的摊子和篮子，最后在要大打出手时，看到了戴红袖箍的市场管理员朝着这边悠悠走过来，于是二人同时束手，慌忙整理着自己的青苹果篮子和甘蔗棵，一道结伴朝村里的一条胡同跑过去。
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村庄的一桩事儿。
村里的第十五生产队，有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儿有头病，俗称为秃子。因为头上一块块的光皮没头发，就年年月月戴帽子。冬天戴布帽，夏天戴草帽。一年四季，如他从娘胎出来帽子就长在头上样。没有人敢把帽子从他的头上摘下来。谁去动了他的帽，他就打架骂娘，敢抓起砖头朝对方头上拍。
因为公社机关门口儿，是当年留的一块门前小广场，展宽开阔，青砖铺地，所以人们吃饭时，就把那儿当饭场。老远的人家也端着饭碗到那聊天和吃饭。那一天，头病的小伙也在饭场上吃饭和说话，一如往日，平平淡淡，可在他一海碗汤饭快要吃完时，有事情发生了。有人猛然从他身后把他的帽子摘下来，抛向空中，让那帽子在一群社员的爆笑里，打着旋儿朝下落。
这一下，后患跟来了。头病的小伙在一瞬间里怔一下，脸上呈着乌青色，突然转过身，把手里的海碗举过头顶，就要朝摘他帽子的人的头上砸，与此同时着，嘴里还吼着骂了半句“你祖奶……”的话，然而呢，事情不和头病小伙想的一模样。那摘他帽子的，是刚调来的公社书记呢，四十几岁，魁伟高大，一身朝气，以为摘他帽子，也是联系群众呢，所以书记扔了帽子，等着头病人的反应和群众们的笑，如讲了话等着掌声样，及至看到了头病人的暴怒和嘶骂，他都不慌不忙，淡然如初，只是把目光锁着凝在暴怒人的脸上和他举在半空的海碗上。
工夫小得如一粒钻石般。转瞬间，头病人脸上的乌青又成了旺血红。他猛地斩断自己嘴里的骂，把海碗从空中收回来，嘟囔了一句什么歉疚的话，回身默默拾起地上的帽子，戴在头上低头回家了。
默默的，人群中的笑也戛然而止断下来。
默默的，所有的人都望着公社书记的脸，都朝他含着静静默默的笑。
默默的，我那时因着什么放学晚，背着书包回家的路上正好赶遇这一幕。从此后，这一场景就再也没有从头脑消退过。它总是让我想起那公社的书记和村里的头病人，觉得我这一生能当上公社书记就好了。当上村支书，我们家就能比许多人家日子好；当上公社书记了，那日子一定好得如天堂一模样，一定想吃肉了就能让全家吃上肉，想吃炒鸡蛋，可以让全家人人都吃一满盘。
也许，那时我真的就是一只渴望草原的羊。一路上，我都在忖忖度度地想：我这一辈子，能当上村长或村里的支书吗？
能当上公社书记吗？
人生一世，我究竟会当上什么，干些什么呢？
木匠是受人尊敬的，谁家打个桌子、箱子都要去请他；泥瓦匠也是受人尊敬的，左右人家盖个鸡窝，砌个门框也得去请他。可泥瓦匠和木匠相比时，还是木匠好。木匠夏天干活可以在树荫下，雨天干活可以在屋里，冬天可以在一炉火的边儿上。泥瓦匠这就不行了，总是只能在规定好的地方干活儿，风里雨里都那样。而木匠和村支书相比时，自然村支书更为威武和牛气，让木匠到自己家里干啥儿，木匠就慌慌去干啥儿了，还不收工钱不吃饭（有时也吃饭）。
但村支书和公社书记一比较，那就沙粒见了石头，石头见了大山了，什么也不再是了呢。
公社书记和县长一比较，那就树叶见了树干，井水见了大海（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海），什么也不是了呢。
县长那是多么大的官职和权势哦，大到人活一生都难得见得到。大到谁见了他一次，会高兴到几天几夜有说不完的话，如一辈子见过皇帝样。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县长的，可一路上就是不断地想象着县长的生活和工作——办公室、电话机、文件和报纸，出门坐的吉普车，下乡前呼后拥的国家干部们，回到家……回到家他是顿顿都吃饺子吗？想吃炒鸡蛋一定可以随时都炒吃一盘鸡蛋吧。还有肉！鸡肉、鱼肉、猪肉和牛羊肉，不一定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吧，要那样，他和皇帝还有什么差别呢？
县长和皇帝生活一样了，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无知和幼稚，也是一种极端的美。它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想象。一路的猜测、想象、怀疑和推翻，对想象的拆穿和重新的设计与推断，如美食一样鼓舞着我的脚，若不是在高山路口——高山是一个煤矿，距离田湖七十里，我和我二姐，二年前就和村人一道去高山煤矿拉过煤，所以从公路拐入乡土小道这路口，是因为我们去拉煤，都要在这被我们村人共同称为高山路口的地方吃顿饭——那时候，想着世事万物和未来，我并没有觉得饿，只是看到路口那两间我曾去过的草房饭铺儿，才忽然觉到了饿。就拿出我身上二元中的四角钱和二两全省流通的省粮票，在那儿大大方方吃了一顿饭：一碗油很多的汤面条和一个二两重的馍。很舒服。没有怎么吃饱但也不算饿。命运也很厚待我，没有给我一点路上的坎坷和意外。而且呢，在我吃完想走时，还有一个人在我边上买了一碗面条两个馍，他刚坐下吃了几口，门外有个汽车停下来，喇叭响了响，他就丢下那碗面，拿着那两个馍儿匆匆走掉了。
这事情——就如是专门为我多买的一碗面条样。命运也如专门安排我一定要吃饱远行样。饭店里除了我，再没别的人；卖饭的老板和厨师，都在灶台那边忙乎着，灶台房门是关着的，只是一个小窗和这店厅相互看得见。我往那小窗瞅一眼，很快把那碗面条端来倒进我碗里，放回去空碗后，又回来坐下吃着时，心里有些忐忐忑忑地跳，可还是觉得这碗面条比我的更香更好吃。
毕竟这碗面不是我花钱。
毕竟能占便宜是一桩意外愉快的事。
还毕竟，在我更小时，已经帮着母亲在田湖的大街上，卖过糖精水。把一包糖精倒在一桶井水里，提到夏日的街头上，一碗能卖二分钱。我还和姐与叔伯哥们一道儿，到大街上帮父亲捡过烟头。父亲有烟瘾，买不起烟叶就吸芝麻叶，有时还把棉花装在烟锅当烟抽。于是间，母亲在数落一顿父亲后，就让我们到街上替父亲捡烟头。
跟在抽烟人的身后走，他一扔，我就乘人不备捡起来。最恨的是那扔了烟头又在烟头上狠狠拧了一脚的人。最喜的，是有人还有很长的烟头儿，他在电线杆上拧灭烟火随手扔到地面上。
我已经经过很多正常而有些低贱的事情了，磨砺就像很早、很小手上就有了一层茧。我揣猜，就是饭店的老板、厨师都在那店堂里，别人丢下一碗面，我也会当着他们惊异的面孔，去把那碗面条端过来，低着头，红着脸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。
人生嘛，谁让你活得那么低下呢。谁让你活得低下，还又要独自出门远行呢。世事与万物，没有啥儿了不得，何况那饭铺厅堂没有一个别的人；何况那碗面条干干净净，满满当当，它的主人仅是溜着碗边喝了两口汤。
我的命运太好了。这额外的一碗面条吃下去，肚子胀得咕噜出一种歌声来，再出门朝着背离家乡的方向走，朝着城市洛阳走，除了小腿肚上有些硬，那走着，简直就是为了消化出门去散步。
真想边走边唱歌。
记不起来那时走着我到底唱歌没唱歌。
晚上是睡在龙门山下一个村庄的麦场屋。那村庄摊在路边上，打麦场也铺在路边上。麦子一步一步将熟了，我一路赶脚，直至天黑都闻着公路两侧的熟麦香。遍地都是黄爽朗朗的麦田和豆棵地。鸟叫在头顶时不时地响。偶尔还有鸟粪很亲地从头顶落下来。太阳是在鸟叫声中不见的，留下的光，在路面如红绸一样被谁抽走了。遇到了一个苹果园。苹果比鸡蛋大许多。看苹果的老人在果园半空的果屋忙啥儿，我在那站了半天他都不屑扭头看看我，我只好跳过一条小河沟，去那苹果树上摘了五六个青苹果。
不能说是偷，是傍晚又有些饥渴了，顺手摘去了。拣大的，拣青中泛白的摘完回到公路上，边吃边走，边走边吃，方知道那苹果虽然青，表硬如牛皮，可让牙齿穿过青皮后，汁水竟甜润如若糖水般。还微酸。酸让那甜更为清美，更为仙味了。也就一口气吃了三四个，把苹果皮嚼碎咽下当粮食，汁水当渴饮，是很好很美的一顿饭。黄昏就来了。打麦场和麦场上的场房屋，是跟着黄昏走来的，是黄昏送给我的宾馆和旅店。几乎没有来得及想些啥，我就自然而然踏着黄昏越过一道埂，到了那两间没有门的麦场屋。
北方的打麦场上都有这样两间屋。也许本就是为了行人路宿、乞丐冬营，那屋子也才没有门。一切都如上帝安排好的样，连那屋里的墙角都被褥一样铺着一层麦秸草，且还有人在那草上睡过的人窝儿。决定在那儿过夜时，我首先想到的，不是犹豫害怕什么物是人非的事，而是担心半夜会回来一个莽汉疯病人，说我睡了他的床，让我离开滚出去。我很想等那人回来，和他说说我睡这边儿，他睡那一边，可等着等着月亮出来了，星星出来了，有夜凉从田野灌进屋子里，使我只好不管不顾地睡到墙角最暖的麦秸草窝去。及至感到了周身暖和与舒适，再准备去担心害怕一些什么时，瞌睡就马队一样狂奔在了我的眼皮上。
也就轰轰隆隆睡着了。
